Here is the Music Player. You need to installl flash player to show this cool thing!

海洋时代与中国佛教的观音信仰及其多元功能

陈永革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当前,海洋在人类多元生活场景中所处的地位益发重要,亦更受社会各界的多元关注。佛教界也不例外。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海洋与太空正成为不同力量综合角力的场所。相较之下,海洋对于当前人类的文明处境,影响更大。海洋和平,则世界和平;海洋安宁,则人类安宁。当不为过论也。在人类以往的海洋文明史上,佛教曾经占据重要的文化地位。佛教在人类海洋文化所取得的这种文化地位,在文化交往与思想交流的同时,传布着生活安宁与世界和平的相处观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宗教类型的海洋文明史,往往伴随着文化殖民,乃至文化侵占。于此进程中,佛教独特的观音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特别塑造独特的亚洲海洋文明。

一、观音信仰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中最具海洋属性的重要内容,更可以在当今海洋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观音菩萨虽属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形态,但离不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性创造。观音信仰是佛教菩萨信仰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构成形态。佛教观音文化的最大特质,在于通过观世音菩萨信仰而亲近民众,最能体现佛教菩萨信仰的民众性与生活性。因此而言,中国佛教信仰文化最具大众性,无疑当推观世音菩萨信仰。

佛教中国化始于佛典的汉译。观音信仰的原初本源之一,始于汉译佛典。“如果没有汉译佛典,中国人就不会知道观音。” 据此,汉译佛典是中国观音信仰流传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其充分条件。观音信仰的传布,还需要综合考虑诸多宗教文化因素。

观音信仰之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始于三世纪后半《法华经》最初汉译完成之时,西晋末,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光世音菩萨普门品>,其后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刘宋•昙无竭译出《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兴起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除此等经典之外,《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华严经》<入法界品>等经亦述及观音之利益,《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十一面观音神咒经》等亦曾叙述称念观音名号的福德及灵验。由于此等经典的汉译,观音信仰得以迅速传布。

同时,随着道融、僧叡、慧观、昙影等学僧开始研究《法华》,风气盛行,僧众间亦盛讲《法华》。后由北齐,慧文,经南岳慧思,以至隋代天台智顗,依《法华》而树立一宗(天台宗),观音信仰更大为流布。

观音菩萨,既是一种佛教特有的信仰现象,更是一种融入到广大社会民众的历史文化现象。基于佛教观音菩萨信仰的观音文化,成为最具民众性的大众文化。或许我们可以说,通过包括观音菩萨信仰诸类型的文化形态,中国化佛教才真正做到了渗透民众生活的佛教文化全覆盖。因此而论,观音文化具备浓厚的佛教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双重特质。亦正惟如此,我们至少可从中国民众的佛教信仰文化及地域性的社会历史文化这二个角度,充分认知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影响,并全面呈现中国化佛教的成功之处。

二、观音文化的地域分布、文化功能及其历史影响
根据较早的历史文献,现在佛教四大名山(四大菩萨道场)应该理解为“四大”名山,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四“大名山”。“四大”所指的是原始佛法系统中的地、水、风、火“四大种”。亦即通常所说的佛教“四大皆空”之“四大”。具体地说,五台山为“风”、九华山为“地”、峨嵋山为“火”、普陀山为“水”。
圣严法师指出,“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也因时机因缘的不同,而会在许多的地方出现。他的圣号叫做观自在,他可以观察众生的需要而自在地到任一处所应现。”正如太虚大师所称,“清净为心皆补怛(普陀),慈悲济物即观音。”

时下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区域化趋势表明,佛教观音文化的区域分布,同样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此过程中,我们更需要细致梳理。

从佛教历史上看,对于大乘佛法而言,菩萨信仰无疑是其信行活动的重要方式。菩萨信仰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佛教信众中特别具有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化佛教的重要表征。离开了菩萨信仰,不仅没有完整形态的中国佛教,更丧失佛教的民众根基。

明清时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从佛教菩萨信仰的影响与渗透而言,却可说是佛教菩萨信仰的一个历史高峰时期。其影响所及,不仅拘限于广大的佛教信众,更波及非佛教的文化群体。通过明清时期江南观音信仰的若干有关朝圣活巡礼活动的文献解读,特別是一些儒家学者的菩萨信仰觀爲中心論述,指出对于明代流传甚广的观音菩萨信仰,許多儒家學者有着地域性的爱屋及乌之感。如唐荆川在其《唐荆川文集》卷2收有《送弟上人度海谒观音》一文,评析了当时南海观音的信仰情况,特别是处于嘉靖海禁之际的信仰活动实情。其文称:

自三十二相至于种种恒河沙相,谓之曰皆观音大士,焉可也?遍微尘国土,谓之曰皆补陀,焉可也?昔诸菩萨未见多宝佛时,多宝佛乃在宝净国。诸菩萨既见多宝佛时,多宝佛即不离娑婆世界。多宝佛无在无不在,而人有见有不见耳。由此言之,求观音大士者,不必补陀;求补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见身,独补陀为著,而为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后得焉。何也?吾闻佛家之说,以尘劳为苦海,以解脱为彼岸,非离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见补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弟之意出于此乎?然则世岂真有补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补陀之事,其诞与信,无足深究。吾特有激于弟子行也。以补陀之眇然大海之外,绝不见踪影,致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惮惊波之险,飓母蛟鱼之毒,冀一至焉而后为快。盖其信之笃,而趋之果如此。今儒者学于孔氏,孔氏之宫岿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与冀一至焉,而后为快者,何其少欤?呜呼!孔氏之与佛不待较而知也。彼能奔走人于穷海不可踪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量趾援之意;彼不惮措身于蛟鱼之窟,而此画地于坥坥之途,是何诡之易溺,而正之难归耶?岂吾儒言义利,乃不知佛氏言死生,足以关斯人而键之耶?藉弟始者不为彼而为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宫。如今之必至补陀,见大士否耶?……吾才薄,不能炽吾儒,以扼弟之行,而回其辕于孔氏也。”(唐荆川:《唐荆川文集》卷2《送弟上人度海谒观音序》,第32-34页。)

从文意中,唐荆川似不认同于观音朝拜之举。因为唐荆川对于弟之补陀朝圣之行,惟有无尽的感慨,却只能承认自己才浅,无力于矫正其行为。最后称:“弟此行过山阴,见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语弟矣。”据此语可知唐氏颇认同王龙溪所阐释的观音信仰观。唐氏明确指出,王龙溪的观音信仰观,可见其《张安人传》中所称。其言曰:“问:观音能度一切苦厄,有诸?予谓:此事全凭念力。一念觉时,即是见佛,苦厄顿消,所谓自性自度也。”(唐荆川:《唐荆川文集》卷2《送弟上人度海谒观音序》,第34页。)当外在的偶像化的观音信仰,转化为自性自度的自主觉悟时,显然“补陀朝圣”就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因此,唐氏征引王龙溪之文,为其表达“自性观音”、“自度补陀”之意,其实已经表明其不同于普通民众的觀世音菩萨信仰立场。与此相比较,佛教界人士对于“普陀”(补陀)观音的朝圣心态,却展开更为不同的面相。中国化佛教以菩萨信仰为主体的朝圣巡礼流动,意味着中国佛教文化的另一种转进形态。

三、海洋文化语境下的佛教观音信仰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功能。
对于观音文化研究,欧大年提出所谓“T.F.H.研究法”,分别代表英文单词“Texts”(文本)、“Fieldwork”(田野)和“History”(历史)的第一个字母。就文本而言,观音菩萨信仰的二大佛教经典性标志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大悲咒》。由此而衍生的《大悲卷》,则是明代流传北方的观音菩萨信仰的民间性经典,同样值得我们重视。观音菩萨之为佛教信仰的精神特质在于“悲”,“大慈大悲”。

从中国佛教的社会史研究,特别是中国佛教的信仰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朝圣活动同样是佛教菩萨信仰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具体地说,通过菩萨信仰的实践化、娱乐化、游历化,体现菩萨信仰的方向性与历史性。尽管人们指向佛教菩萨信仰的巡礼与朝圣活动,还涉及朝圣者的内在动机,及朝圣活动的诸多功能,但这并不影响以佛教四大菩萨道场为主导的朝圣活动,至今受人欢喜。其中,尤以观音菩萨信仰为突出。对于观世音菩萨的经典表述,无非是“悲心广大,灵迹昭彰,寻声救苦,度脱众生”。对于称颂观世音圣号的殊用功验,则表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从学理上说,中国佛教的观音信仰及其文化形态,具有如下结构性内容。

一是观音信仰最能体现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
在大乘佛教系统中,慈、悲、喜、舍,于人为“四无量心”,于教为“四无量学”。心量广大,进学无限。在在可以表明佛教菩萨信仰所内具的开放性与民众性。
二是观世信仰最能超越中国佛教的宗派结构,具有全覆盖的信仰特性。“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即其写照。《观音十名经称》:“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
三是观音信仰历史悠久,至今非但未曾衰退,反而更受重视。
四是观音信仰促进了中国佛教感应文化的特点,具有普遍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
《大明三藏法数》卷37称:“感即众生,应即佛也。谓众生能以圆机感佛,佛即以妙应之。如水不上升,月不下降,而一月普现众水。”关键在改善人心,而不取决于佛化也。

一般而言,观音信仰具有救难、解毒、应求、化度四种类型。

救难,即救“七难”(水、火、黑风、刀杖、罗刹、枷械、怨贼)。拔苦之悲,拔除病苦、脱离厄难,求福得慧、施化一方、赐福应求、劝善惩恶、慈悲救护。

解毒,即解贪、瞋、痴“三毒”,包括内心或世情的贪欲烦恼。

应求,更进一步可以扩大分别为四种应求类型:冥机冥应,冥机显应,显机冥应,显机显应。

在佛门课诵之中,有一首著名的“观音赞”,“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度人舟。” 或许可以很好地归纳中国佛教观音信仰文化的慈悲精神及其感应文化之特质。

Written by

谢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