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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佛教

古晋佛教居士林
林长
蔡明田居士
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
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吉隆坡众善居士林 佛教居士当代关怀座谈会

 

 


居士佛教

 

佛教之传入中国

佛陀创立佛教于中印度(现在之尼泊尔地区),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由朝庭之礼荐而传入中国,在二千年间,经历了汉、魏、两晋时期,佛经的翻译,南北朝佛法的传播,隋唐时期经典翻译持继,佛教文化的盛行,这段时期印度的比丘及优婆塞陆续来到中土传法,中国僧人往印度取经学法,佛教因此盛传于中土,佛教在中国展现十大宗派的次第建立,大乘教理宗义灿烂了中华文化,同时也丰富了佛教文化。三百年间佛儒文化交流融汇,奠定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基业,渐渐形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即所谓“中国佛教”。

唐武帝会昌法难之后,佛教由极盛而衰退,经过一年多艰辛的挣扎,因武宗会昌之驾崩,佛法在创伤中很快又恢复作业。宣宗即位佛教逐渐又回复正常。可是到了五代五十馀年间王朝交迭,战事频乃社会纷乱民不聊生,佛教的发展也深受到时局的影响,而逐渐走下坡,佛法也因而停滞不前。

宋代太祖建国,为振兴佛教。经过一切努力,但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艰钜时局拖累,所幸佛教的社会基础坚固,虽有平稳的发展,可是成效并不大。至徽宗时期因为信奉神道教而抑止佛教,佛法的宣扬也受到阻力。

元朝金人入主,对文化教育的淡漠,加上崇信喇嘛教(藏传密教的俗称),对汉传佛教的推动不很积极,在政治上压制汉民,信仰以密为宗,汉传佛教又失去支持,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因而造成中土佛教,高僧大德渐稀,佛教后继无人,佛法的推动乏力,佛教文化未能发挥作用,而一蹶不振。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期间,佛教略有所发展,但当时中国南北方各地,延续宋元期间之吃菜事魔,妖妄惑众 ,民情复什所趋,妖民事故作乱,加以信仰杂乱无章,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继宋代之弥勒道之风,以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实,邪风大盛,社会不安,当局对邪教徒之镇压,严格限制了宗教活动,佛教也受到影响。

明末虽有佛教四大师出世,对佛教的推动和护持,意图以佛法的振兴,可带动社会安宁。融合儒佛思想,丰富中华文化,亦复兴佛教。这段时期的佛法,略有所作为,但为时不久,因为朝代之更迭,满人入关,建立满清王朝。

清代继元朝之宗教政策,为了平稳边疆政治而信奉喇嘛教。秘密教派之藏传佛教对统治者的遍向,所以藏密的教法,仅限于朝庭官宦之传。此时中土传统的汉传佛教宣扬无力,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文化也无所作为,佛法因而失去传承,而造成明末清初佛教的衰微。

清代二百六拾七年间,由于佛教教育的不注重,佛经的散失,丛林教育无所发挥,宏法人材几乎断缺,大师级的人材寥寥无几,弘法更无人能承担,只有抱残守缺的出家人,苟延残喘,蹲守寺院,维持生计,寺院落入穷困,无法谋生人之住所,至此中国佛教之沦落,迷信之弥漫,佛法失去了昔日之光辉,正值这时期,西洋宗教随著西方强权政治来到中国,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 ,尤其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伦理礼仪之思想改变,宗教上的混乱,甚至秘密结社的邪教之危害,引起社会秩序的失控,诸如川陕楚三省之教匪之乱、天理教之争,尤其受西方宗教扶持之,“太平天国”之叛乱,教匪兵连祸结,所到之十馀县凡遇佛寺、道观、孔庙、祖祠,即烧,遇像即毁,佛教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三武一宗法难之外,又一次的浩劫。

 

中国佛教的衰微

清朝时期因为出家佛教,对文化教育的缺失,弘法工作无从展开,正信佛法无法正扬,和民俗信仰的混什合流,只有烧香祈求,庸俗信仰,致使佛教沦落为迷信 。佛像和民俗神祗混合信仰为流行,造成神佛分辨不清,一般认为拜神和拜佛是一样的,所以神佛信仰共奠,礼仪繁什,殿堂上神像布满,佛菩萨像则站在一边,这种情况佛教已不像佛教了。

正当佛教文化受到民间习俗感染,佛法已无法发挥功能时,佛教文化就陷入冬眠。这非常时期之际,社会上有识之士,不愿看到中国佛教的沦丧,而挺身而出,为振兴佛教而努力,强调要振兴中华文化,必先振兴佛教的口号。诸如梁启超於“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界无关系。但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戴震、龚自珍、魏源,以文学家身份兼治佛学。石埭杨仁山,少年时佐政曾国藩为幕府,复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和法国,夙栖心内典,学问渊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办学为事业”。这便是清末时期的实况,和佛教从凄凉情景中,一步一步走向复兴之途。

清代中期以後,佛教不绝如缕,几濒灭顶之境地,山穷水尽之际,“居士佛教”新思潮的涌现,兴起了居士学佛的新方式,予与佛教新活力,中国佛教有了复兴的契机。当时知识份子,乃至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士大夫阶级,皆对佛学的研究投入心血,对佛法的修行提出新方法,把佛教的改革视为己任。恢复如早期,佛法鼎盛时期对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的奉献,提供居士为佛教对社会的时代使命。

 

居士佛教的兴起

清朝末年,正当佛教在中国遇上最艰巨的时期,知识界即出现一位善知识,“杨仁山居士”弃官职而服务佛教事业,号召教育学术界,新文化青年,参与佛教之振兴工作,杨居士以身作则,为佛教的复兴而献身,专志结集失散的经书,刻经、流通、弘法,设立金陵刻经处,倡办佛教新学堂(祗洹精舍),以现代教学方式教导佛学,善导佛教文化的发展,培养佛教的知识青年,成为弘法人材,为振兴佛教发扬佛法做好准备,以大无畏精神,救国护教为誓愿。当时知识界人士响应杨居士之号召,投身佛学的研究,佛法的学习,修行以正确方向推动,佛教新一轮的发展开始了,奠定了佛法新时代的走向。

现代许多佛学家,专以“居士佛教”这名词,号称在家集体学佛之精神,是一种新理念的学佛思维,以为学佛有所成者,即是“居士”。居士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生,以人成佛成的理念学佛,这便是中国佛教学佛人的新思想。居士一词梵语称为Kulapati,意思即是“在家学佛者”,也称为“在家志於佛道者”。慧远大师在“维摩诘经疏”中说,居士有二义,(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二)在家学道,居家道士。

从广义上说,“居士佛教”一词,所称之“居士”是思想议题,它不仅是在家学佛,更进一步为,弘扬佛法者。所以说居士佛教,除了学佛之外,亦包含佛法宣扬,也是佛教的护持者,藉居士身投入社会慈济工作,发扬佛家大乘思想之慈悲精神,喜舍的志愿。

居士学佛,历代不乏有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 ,作者“理惑论”的牟子,和严佛调共译“法镜经”的安玄。依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的刘遗民、雷次宗等皆堪称为大师级之佛教居士。另有白居易、裴休、苏东坡、张商英、袁了凡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居士。

清代居士佛教而论,杨仁山之前有,彭绍升、龚自珍、林则徐、罗有高、汪缙、戴震、魏源。杨仁山之後者还有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欧阳渐、梅光羲、夏僧佑、吴雁舟、苏曼殊等。不过杨居士之前的居士学佛是个别行动的,独立而间断的。杨居士之後的居士佛教,是集体性有组织的,也是连贯性居士团体,诸如居士林、念佛会、弘法会、精舍、莲社、觉社、佛学社、佛学研究会等等,皆是居士为佛教的继续生存,努力而设立的组织。

“居士佛教”在近代社会是一种时尚现象的机缘,也是时事大势所趋社会现实。居士组织皆为佛教的发展 ,佛法的发扬,努力而作出贡献。诚如梁启超在书中说,“居士学佛即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矣”。这就是风气形成的原因,当时的士大夫阶级,为佛学风气所及,竞相投入佛法研究的行列,以修行实践的经验,教导信众对佛法的了解,并以佛学研究的成果,发表在文章论著中,流通世界各国各地,对当今佛教及教义的发扬,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亦促成了以后对汉传佛教的复兴,起了积极领航作用,也是“居士佛教”在现代学术界中,从佛教居士的理念,发展起来的新思维,而在民间开展推动的机缘,因为居士团体的组织中,来自各行各业,除了工农商兵,乃至文化教育界、学术政治界等,在世界潮流之新政治环境中,兴起一股宏大的力量,影响深远,所以倍受各界关注和推崇。

纵观近代中国佛教史,杨仁山居士之后之中国佛教 ,因为佛书经典的汇集,鼓励佛法的学习和究研,因而有了佛学院之林立,加以对寺院管理的现代化,戒律的提倡,佛教人材的栽培,尤其在家众护持的坚持。文化教育甚至学术界人士的参与,佛法的学习,修行之积极,成为普遍现象,致使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新认识。因为佛教文化的振兴,佛教寺院形象的提升,出家众礼仪庄严,并以修行为重点,在家众对佛法的提升,也有一些寺院在居士的参与下,佛教教育工作的积极,而设立佛学院,以佛法的教导使出家众得以入流,也有在家众,自筹办理教会组织,和佛教学校,除了世学还有佛学教导,进而使大众对佛法的修行更为积极。

近现代汉传佛教的盛行,始於杨居士对当时佛教的改革成功。根据“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总序文中说,伟大的宗教心灵是社会最後良心,也是生命意义的最终指归。在文中选取杨仁山居士为首,民国以来之佛教十大师,即:杨仁山、太虚、欧阳竞无,三人为前题,以后再有,虚云、弘一、印光、圆英、吕澄、法尊、慈航,作为指标。这十位大师对当代佛教有其重要的贡献,及振兴佛教,恢复佛教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传承上,民国以来的佛教界,有二大系统,最受海内外的重视,对当今佛教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者。其一为,太虚大师为中心的出家学僧。其二为欧阳渐(竞无)为中心的在家佛教学者。两大师对振兴当今中国佛教,对宣扬佛法是积极而且影响深远。

太虚大师与欧阳大师皆师出杨仁山居士,尤其太虚就学于金陵祗洹精舍。欧阳继承杨居士的遗志,处理刻经处,以及祗洹精舍的事务,并自设有“支那内学院 ”从事佛学研究工作,培养佛学高等人材。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一篇论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轰动一时。以後还有欧阳居士的首座弟子吕澄,续承欧阳之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并管理金陵刻经处。吕澄精通英、日、法、梵、藏语,当代佛学学力无出其右之佛学大师。王恩洋礼吕澄为师,王为北京大学教授,对佛学有所贡献,他著有“人生学”一书。太虚大师倡办武昌佛学院。其二位弟子,法尊、慈航以大师之志为己志,沟通汉藏文化,提倡显密双修,开创时代新眼界的一代大师。

当代佛法大师,印顺导师是太虚大师的追随者,他一生对太虚尊敬和崇拜,但在学术上亦对太虚的“人生佛教”的批评,所以提出“人间佛教”的理论来对治。导师在“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一文中指出,复兴中国佛教应有的思想,为防佛法的衰退唯有把佛教知识化、年青化、在家化。导师认为,如果中国佛教老是局限於衰老的,知识水准不足的,出家的,那么佛教的光明,将永远不会到来。

哈佛大学教授,哈威尔 Holmes Welch 说,杨仁山居士,被誉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开创了当代佛教推动佛学研究新纪元的划时代大师。根据欧阳渐撰写之“杨仁山居士传”书中有说,惟居士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瑞甫善三论;而法相唯识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亦云伙矣。

 

居士佛教的时代使命

当今佛教的组织,大体上可分为二类(一)寺院组织(二)教会组织。寺院以出家人为主体,在家人为护法。教会是以在家人为主政,出家人为导师。这种僧俗合作的方式,在汉传佛教中由来已久,而且是成功的模式。原始佛教时期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修行者,也是佛陀的护法者。在家学佛者(居士)为护持正法供养僧众是佛陀的嘱咐为护法任务。佛陀的法会中居士也随僧众一起听法、一起学佛和修行,这便是佛陀时期佛教组织的形式,也是居士学佛的规则。

诸如佛经上说,维摩诘居士,胜曼夫人为佛法的正统性,协助佛陀教导修行众得以如法修行,弃小归大这便是居士为法的供养。还有王舍城之迦兰陀迦长者和频毗婆罗王,合资为佛陀承建第一座具规模之道场“竹园精舍”Venuvana。精舍的提供,佛陀就有了住所及弘法道场,结束了佛陀住无定所,弘法没道场的难题,也改变了古印度沙门修行的方式。另外还有憍萨罗国之须达多长者,也为佛陀修建一座,佛教史上最著名之“祗树给孤园”Jatavana Tapindaka Vana,佛陀在这里宣讲般若经及法华经等,这也是居士为布施的供养。以后还有阿育王,迦腻色迦王通过政治的影响,把佛教普遍印度全境周边国家,并使之国际化,这便是无畏施供养。

 

结语

居士学佛和僧众是一样的,以佛法为学以戒为修。不同之处,居士应加以布施供养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为社会做福利众生的工作,同时并对僧众之护持负起居士为佛教的责任。布施供养也是居士学佛、修行的助缘功德。佛教一向主张,由智慧修行得正见,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居士也应有如是知见的学佛。

佛陀制戒,僧俗各有不同,因为居士学佛非全职修行者,而是社会的生产者,因而要负起对布施供养护持正法的任务。所以佛陀以五戒、八戒,乃至十善法,付予居士修行所依。然而僧众的修行以戒为先,设有比丘二百伍拾戒,比丘尼则有三百五十戒,这些繁重的戒律,对修行人来说是为清净道业,以求早日开悟,以报答众生恩乃至佛恩。

从佛法上说,修行是为了清净道业,道业的清净是为了开悟。开悟是为成佛,成佛就是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不生不灭的涅盘境界。居士学佛也应该以涅盘境界为止境。

谨以祖师语和大家共勉。六祖惠能大师曰,见闻转诵是小乘,悟解法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缘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最后真诚的祝愿,佛菩萨保佑,各位福慧双全,身心安泰,事业有成。

Written by

谢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