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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看海上丝绸之路

王邦维

(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唐代高僧义净的著作。义净本姓张,字文明,唐代齐州(治所在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庄人。生于太宗贞观九年(635),卒于玄宗先天二年(713)。义净自幼出家。高宗咸亨二年(671),他三十七岁时,从广州取海路赴印度求法。咸亨四年 (673)二月到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其后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在那烂陀学习十年。武后垂拱元年(685)离开那烂陀,仍取海路东归,又在南海一带滞留将近十年,于证圣元年(695)五月抵达洛阳。从此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翻译佛经,直到去世。

唐代是我国中古社会的极盛时期。义净活动的时期,正当初唐。唐王朝这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极为强大,文化事业极一代之盛。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佛教也得到很大的发展。有唐一代,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徒不绝于路,形成一个高潮。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历史上空前绝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中国佛教发展的状况有关,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新的大一统王朝建立,社会经济繁荣,贸易发展,唐王朝政治势力及影响远布,中外通使频繁,因此为这种大规模的求法运动提供了物质的基础和交通上前所未有的便利,促成了它的实现。而这个时候在印度,佛教也正好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后来就渐趋衰微。法显、玄奘、义净,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中三位最杰出者,前一位出现在东晋,后两位却都出现在唐初,赴印的时间前后相距不过四十余年,差不多算是同时代人,看来并非偶然。而且,玄奘、义净从印度回来以后,都是蜚声朝野,备受最高统治者的优渥,这与法显也有所不同。义净这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的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五六十位中国僧人的事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从义净个人方面来看,他赴印求法的动机,应该说也和当时中同佛教的发展状况有关。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时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不仅站住了脚跟,成为一大宗教,与儒、道鼎足而立,而且在中同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佛教,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式的宗派。这是佛教的胜利。但是,佛教在唐初虽称极盛,本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教义上有许多争议。戒律弛坏,同时又常常受到来自正统儒家和道教的攻击。这些都影响到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它自身的发展。玄奘西行,是因为佛教东渐以来,中同佛教徒对教义理解不明,歧异纷纭,发生混乱,所以决定到印度求取“真经”,以求解决中国佛教存在的问题。 义净西行,也有些相似。义净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年满进具时,他的轨范师慧智禅师告诉他:“大圣久已涅槃,法教讹替,人多乐受,少有持者。” 他西行求法,在思想动机上似乎很受此影响。当时佛教中问题很多,秽闻层出,不仅一般世俗群众不满,佛教徒中有识之士也深有所感。佛教中有的人,也就想通过整饬戒律,来矫治时弊,力挽颓风。玄奘到印度求法,特别重视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回国后通过翻译和教授弟子,把印度佛教的瑜伽宗移植到中国来,创立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而义净在印度和南海等地,则特别注意视察和记录佛教的僧团制度、戒律规定。他从印度携回和他一生翻译的佛经,律最多,以卷数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其意似乎即在于此。这与玄奘有所不同,却和法显一样。 他回国以后,“译缀之暇,曲授学徒”,而且“凡所行事,皆尚急护。漉囊涤秽,特异常伦”。 可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教诲弟子们持律守戒,足见他一生努力的目标。

(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写成于武后天授二年(691)。当时义净从印度东归,尚停留在南海室利佛逝国,它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共四十余年间五十七位僧人(包括义净本人,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高丽,今属越南的交州、爱州,今属阿富汗的覩货罗,今属乌兹别克斯坦的康国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 (689)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书成以后,从室利佛逝寄归长安。一起寄归的还有他同时写成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及翻译的其它一些经论。

在现存的宋以前记述海外交通与印度及东南亚情况的著作中,义净的著作很值得重视。由于文化传统不同的关系,古代印度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南海方面除了近代发现的一些碑铭可供间接参考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成文的历史资料。这种情形,在阿拉伯人来到印度和南海一带以后才有所改变。但阿拉伯人大量地出现在 印度和南海一带,时间已是在公元八、九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的历史地理著作则出现得更晚一些。在此以前,要了解当时中印之间以及南海一带的交通,还有历史、文化、宗教、地理方面的情况,主要仍得依靠中国方面的资料。在中国方面,除了正史中的《外国传》与《地理志》一类的著作,及一些大多已经散佚了的笔记性质的专著外,更应该引起重视的就是佛教徒的著作,当时的佛教徒们出于宗教的热忱,舍生忘死,投身绝域,到印度求法,携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这对丰富中国的文化,对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尤为可贵的是有的佛教徒留下了记述求法时所见所闻的著作。这些著作,比起正史或笔记一类的著作,叙述往往更详细,材料往往更可靠。因为前者是史官或文人学士所作,或录自官方档案,或综括所见各书,或得于他人传闻,精粗杂揉,常有想象之辞,而后者则是求法僧们身所经历,亲闻目见后所写成。虽然由于宗教信仰的原田,其中常常也记载了一些神异传说,但倘若剔除掉这些内容,其余部分的可信程度仍是相当高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就是现存的这些著作中的一种,而且,这部书里几乎没有什么有关神异的东西。

在义净之前,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最著名的是东晋时的法显和唐初的玄奘,他们分别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义净赴印在唐咸亨二年,比玄奘只晚四十多年。他在印度十余年,来去俱遵海路,又在南海一带先后停留十余年。实际上,义净在国外停留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唐代在他以后到印度去的中国僧人,比较著名的有悟空。他在天宝十载(751)出发,贞元六年(790)返国,来去俱遵陆路。至今在圆照撰《十力经序》里还保留着他的行记。另外还有新罗僧慧超,去时时间无考,回到中国时间是开元十五年(727),去时遵海路,同来循陆路。清末在敦煌发现了他写的《往五天竺国传》的残卷。其后有宋一代,赴印求法的运动已成强弩之末,近于尾声,留下的著作极少。保存在范成大《吴船录》中的《继业行程》和敦煌文书中的《西天路竟》 ,相对来说都写得非常简略。因此,义净的著作承上接下,就成为研究初唐时期中印关系,包括印度及南海地区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资料之一。法显、玄奘、义净是中国历史上到印度求法最著名的三位僧人,他们成就最大,留下的著作价值最高,保存得也最好。近代西方以及日本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们因此很重视他们的著作。他们以《大唐西域记》、《法显传》等为研究课题,翻译、注释,结合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也注意到了义净的著作。这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先后被翻成法文、英文、日文,并且被作为重要史料在各种著作中不断地引用。可以说,在当今所有研究七世纪后半期印度佛教、东南亚历史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提到义净和他的著作。

(三)

从中印交通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好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从唐代的长安,经过今甘肃、新疆、中亚等地前往印度的道路,是自汉以来中印之间陆上最主要的交路线,《大唐西域记》和以记述玄奘个人经历为内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关的记载是比较详细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借传》于此所记极少,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南海经过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前往印度的交通情况,同时还记载了唐初新开通的经过今西藏、尼泊尔到印度的道路,又由此反映出唐初以及以后中印交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情况。

照义净自己的说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求法的僧人,“其中次第多以去时年代近远存亡而比先后”。上卷起自玄照,时间是贞观年中(确切地说是贞观十五年以后)。第一至第七人俱从陆路往返(其中第四、第五两人语焉不详,但揣其文意,仍是取陆路)。从第八,第九两人开始,有从海路赴印的记载。但在第二十人以前,也仅有第十三、第十四两人是从海路赴印的。从第二十一人开始,就方向大变,几乎全是取海路的记载了。仅有第三十人、第三十三人、第三十八人、第三十九人、第四十人共五人是从陆路往印度,而且后三人也只是得之传说。第四十一人慧轮虽是从陆路往印度,但他在麟德二年奉敕随玄照西行,时间甚早。上卷共记四十一人。至于下卷所记十六人以及《重归南海传》所记四人,则都是取海路往返的了,时间迄至义净返国的长寿三年或证圣元年。(其中只有道琳、智弘、无行拟取北道返国,但道琳、智弘“闻为途贼斯拥,还乃复向北天”。无行卒于路途。)只要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个表,这种交通路线转变的趋势便很容易看出来。从义净文中对年代时间的记载推断,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高宗麟德年以后。再有,即使是从陆路西行的僧人(包括国家使节),取传统的新疆、中亚道往印度的也不多,而多取新开辟的更为便捷的西藏、尼泊尔道。这是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这一条道路并未能长期维持畅通。这与海路又有所不同。

(四)

“丝绸之路”一名,出现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一名,又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一名出现后才有的。今天讲的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实际上是称作南海海路或“南海道”。义净以前,南海海路已通。《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中国到印度的航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其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之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日南地在今越南中部,徐闻、合浦在今广东、广西,其余地名近代各家的考证众说纷纭,但说黄支一名指的是今印度的某一个地方,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 《汉书》所记,是公元前及公元初的情况。在两汉以后,中国出使南海的使人、泛海贸易的中外商人、传教与求法的僧人,频繁往来,史不绝书。法显从陆路去,海路还。玄奘从陆路去,印度鸠摩罗王一度也建议他从海路返国,说:“师取南海去者,当发使相送。” 可见中印之间海路的交通从来没有中断。而到了唐代,显然更有了新的发展。杜佑在《通典》卷一八八中对此有一段很好的总结:

“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踰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杜佑所言,本来是讲中外之间的通使,其实古代外国来“贡献”的使节,多半带有到中国来贸易的目的,或有商人随行,或者自己本身就是商人。

从义净的记载看,南海交通的路线并非一道。或从广州登舶,或从交阯,或从占波登舶,或经佛逝,或经诃陵,或经郎迦戍,或经裸人国而抵东印度耽摩立底,或从羯荼西南行到南印度那伽钵亶那,再转赴师子国,或复从师子国泛舶北上到东印度诸国,或转赴西印度。道途众多,不一定限定为某一条固定的路线。《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中贾耽所记的路线不过只是其中一条比较主要的路线而已。 足见当时海上交通的频繁与范围的广大。

义净所记载的,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取海路的人数最多,并非偶然。在义净以前,中印之间海上的联系固然存在,但通过今新疆、中亚而来往的陆路是主要的通道,这就是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而从义净这个时期开始,海路,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的通道。陆路虽然仍然存在,但是时通时阻,重要性显然就不如以前,渐渐让位于海路了。不仅中国僧人多取海路往返,印度僧人,比如永徽六年(655)到长安的那提,开元七年(719)到广州的金刚智、不空,也都经海路来到中国。那提后又返回南海。不空在开元二十九年(741)从海路返回印度,复从海路再来中国。海路在这一时期成为重要通道,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唐初平定西突厥后,西域的通道曾一度极为畅通,从太宗后期到高宗前期,唐王朝在西域设州贵府。统治稳定,声威极盛。这时吐蕃兴起,开始时与唐王朝关系很好,但后来关系又恶化。咸亨元年(670)吐蕃陷安西四镇,其后长寿元年(692)虽然重新夺回,安吏乱后却又没于吐蕃。也是在这个时候,阿拉伯人的军事势力也到达了中亚地区,开始与唐王朝发生直接的冲突。天宝十载(751),唐将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下与大食兵遭遇,唐军大败,被俘者甚众。这些都使西域的道路不再如以前一样通行无阻。义净在这部书里就记载了一位中国僧人玄照因此而未能归国的事,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形势的变化。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重心自东晋开始大规模南移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北方,经南北朝、隋朝,到了唐代,更是如此。唐代社会经济繁荣,生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商业贸易的发达,南方的都市不仅成为国内贸易的中心,有的还成为国际贸易的商港。广州就是当时最大的对

广州就是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的城市,商舶云集,蕃胡众多。北方进行的陆路对外贸易的规模显然再也比不上南方海路对外贸易的规模。这种对比,在唐及宋代非常明显。当然,与海路交通直接有关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在这时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也是促使这种形势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船舶载物既多,获利亦大。南海交通畅达,成了联系中外各国、中印两国之间的“新干线”,求法与传教的僧人所以多取海路往返了。

僧人们求法和布教的路线,其实就是商业贸易的路线。佛教从一开始似乎就和商业与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义净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僧人们泛海,多是附商舶,与商人结伴而行。陆行也同样如此。当然,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古代,除了奉命衔节的使人,也只有商人和僧人肯背井离乡,忍受辛苦,冒着生命危险,往来跋涉于中外之间。

(五)

下面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唐初五十七位求法僧人依姓名、籍贯、出发时间、路线及事迹编列成表,以见当时中国僧人赴印求法以及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南海地区交通的情况。《重归南海传》所记四位中国僧人,亦附列在后。这些僧人,绝大部分都是经今天称作的海上丝绸之路前往南海及印度。

求法僧一览表:

姓名 籍贯 出发时间 路线及其它
1.玄照 太州仙掌

贞观十五年以后(第一次)

 

麟德二年或乾封元年(第二次)

第一次.陆路去。背金府,出流沙,践铁门,登雪岭,漱香池,陟葱阜,途经速利,过覩货国,远跨胡疆,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兰陀国。住此经于四载。到中印度。麟德元年取道泥波罗、土蕃返,麟德二年正月抵洛阳。第二次,陆路去,至北印度,复向西印度,过信度国,到罗荼国,安居四载。转历南天,旋之大觉寺、那烂陀等地,与义净相见。因陆路阻隔,遂停留于印度。在中印度菴摩罗跋国遘疾而卒。
2.道希 齐州历城 永徽末或显庆年间 陆路去。经土蕃到印度。在菴摩罗跋遇疾而终。
3.师鞭 齐州 麟德二年或乾封元年 陆路去。随玄照从北天到西印度。在菴摩罗割波城卒。
4.阿离耶跋摩 新罗 贞观年中 去路不详,似从陆路去。卒于那烂陀。
5.慧业 新罗 贞观年中 去路不详,似从陆路去。卒于那烂陀。
6.玄太 新罗 永徽年中 陆路去。经土蕃、泥波罗,到中印度。旋踵东土,行至土峪浑,逢道希,复相引致,还向大觉寺。后归唐国。
7.玄恪 新罗 贞观十五年以后 陆路去。随玄照到印度(指玄照第一次赴印事)。至大觉寺,遇疾而亡。
8.新罗僧 新罗 不详 海路去。至室利佛逝西婆鲁师国,遇疾而亡。
9.新罗僧 同上 同上 同上
10.佛陀达摩 覩货速利国 不详 去路不详。在那烂陀与义净相见,后乃转向北印度。
11.道方 并州 不详 陆路去。经泥波罗到印度,数年后还向泥波罗,于今现在。
12.道生 并州 贞观末年 陆路,经土蕃到中印度。归,行至泥波罗,遇疾而亡。
13.常慜 并州 不详 海路去。经诃陵到末罗瑜,复从此国欲往中印度,舶沉而亡。
14.常慜弟子 不详 同上 海路去。同上。
15.末底僧诃 京师 麟德二年或乾封元年 陆路去。与师鞭、玄照等同。入北印度,到中印度。思还故里,于泥波罗遇患身亡。
16.玄会 京师 不详 陆路去。从北印度入羯湿弥罗。后乃南游,至大觉寺。陆路返,到泥波罗而卒。
17 .质多跋摩 不详 不详,或在显庆三年 陆路去。与北道使人相逐至缚渴罗。取北路而归,莫知所至。
18.19.土蕃公妳母之息二人 不详 不详 在泥波罗国。初并出家,后一归俗。
20.隆法师 不详 贞观年内 陆路去。从北道出到北印度,到健陀罗国,遇疾而亡。
21.明远 益州清城 约在麟德年间 海路去。经交阯、诃陵、师子洲、到南印度,后无消息。
22.义朗 益州成都 不详 海路去。经扶南、郎迦戍,到师子洲,后无消息。
23.智岸 益州 同上 同上。在郎迦戍国遇疾而亡。
24.义玄 益州成都 同上 同上。义朗弟。后无消息。
25.会宁 益州成都 麟德年中 海路去。到诃陵洲,停住三载,共诃陵国僧智贤译经。往印度,后无踪绪。
26.运期 交州 麟德年中 海路至诃陵,奉会宁命赍经还至交府,驰驿京兆。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后归俗,住室利佛逝国,于今现在。
27.木叉提婆 交州 不详 从海路到印度,卒于此。
28.窥冲 交州 约在麟德年间 海路去。与明远同舶到师子洲。向西印度,见玄照,共诣中印度,卒于王舍城。
29.慧琰 交州 不详 海路去。随智行到僧诃罗,遂停彼国,莫辨存亡。
30.信胄 不详 不详 陆路去。取北道到印度,卒于信者寺。
31.智行 爱州 不详 海路去,到僧诃罗至中印度,卒于信者寺。
32.大乘灯 爱州 约在显庆年间 海路去。到师子国,过南印度,复届东印度,往耽摩立底,淹停斯国十二年。与义净共诣中印度。卒于俱尸城。
33僧伽跋摩 康国 显庆年内 陆路去。奉敕与使人相随至印度。后还唐国,归路不详。又奉敕往交阯,卒于此。
34.彼岸 高昌 不详 海路去。偕智岸随汉使泛舶海中,遇疾而亡。
35.智岸 同上 同上 同上
36.昙闰 洛阳 麟德年中 海路去。附舶至诃陵北渤盆国而卒。
37.义辉 洛阳 不详 海路去。到郎迦戍国而亡
38.39.40.唐僧三人 不详 不详 陆路去。从北道到乌长那国,存亡不详。乌长僧至,传说如此。
41.慧轮 新罗 麟德二年或乾封元年 陆路去。奉勅随玄照到北印度,复到中印度。义净来日尚存。
42.道琳 荆州江陵 不详 海路去。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到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住经三载。后观化中印度,游南印度,复向西印度罗荼国。转向北印度,到羯湿弥罗、乌长那,次往迦毕试。与智弘相随,拟归国,闻为途贼斯拥,还乃复向北印度。
43.昙光 荆州江陵 不详 海路去。至诃利鸡罗国,后不委何之。
44.唐僧一人 不详 不详 去路不详,似为海路。在诃罗鸡罗国,卒于此。
45.慧命 荆州江陵 不详 海路去。泛舶行至占波,屡遘艰难,遂返棹归唐。
46.玄逵 荆州江宁 咸亨二年 偕义净欲取海路赴印,至广州而染风疾,不果行。
47.义净 齐州山庄 咸亨二年十一月 海路去。经室利伊逝、末罗瑜、羯荼、裸人国,到耽摩立底。复到那烂陀,并周游诸圣迹。在那烂陀留学十年。垂拱元年东归。返程与去时。垂拱元年东归,返程与去时相同。证圣元年抵洛阳。
48.善行 晋州 同上 随义净取海路到室利佛逝,染疾而归国。
49.灵运 襄阳 不详 海路去。与僧哲同游。曾到师子国、那烂陀等地。后返国,应是取海路而归。
50.僧哲 澧州 咸亨二年以后数年 海路去。巡礼略周,归东印度,到三摩呾吒国,承闻尚在。
51.玄游 高丽 不详 海路去。为僧哲弟子,随僧哲到师子国,因住于彼。
52.智弘 洛阳 不详 海路去。偕无行于合浦昇舶,风便不通,漂居匕景。复向交州,住经一夏。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附舶,到室利佛逝。自余经历与无行同。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后向北印度羯湿弥罗,拟之乡国。闻与道琳为伴,不知今在何所。
53.无行 荆州江陵 不详 海路去。与智弘为伴,汎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后乘王舶。经十五日到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国,至冬末转舶西行,经三十日到那伽钵亶那。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从此复东北泛舶一月到诃利鸡罗国。停住一年,便之大觉寺等地。拟取北印归乎故里。卒于北印度。
54.法振 荆州 不详 海路去。偕乘悟、乘如经匕景、诃陵,至羯荼。于此遇疾而殒。乘悟、乘如遂附舶东归。
55.乘悟 同上 不详 同上。未至印度而返,卒于瞻波。
56.乘如 梁州 不详 同上。未至印度而返。
57.大津 澧州 永淳二年 海路去。与唐使相逐到室利佛逝。于此见义净,被遣归唐。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长安。
58.贞固 郑州荣泽 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 自广州附舶至室利佛逝,襄助义净译经。长寿三年夏随义净返广州。未经三载而亡。
59.怀业 祖父本是北人 同上 同上,未返广州,留居佛逝。
60.道宏 汴州雍丘 同上 与贞固同,返国后独在岭南。
61.法朗 襄州襄阳 同上 同上。未返广州。往诃陵国。在彼经夏,遇疾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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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旭原